“民众”真正服务了民众
本文作者：邱小兵（法律出版社退休编辑）
高度近视的痛苦与难处，绝非眼睛好的人能体会出来。
我在3岁时就查出高度近视，眼镜戴了57年。尽管有了它能够校正部分视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屈光度增加而镜片的度数却不敢随之上升，因为光学片的厚度几乎压塌鼻梁，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在出现树脂片后，眼镜店的女员工找出为我选定的镜片坯料，自己险些笑弯了腰——近似于一块水晶方砖。更主要的是校正视力差，引发各种不便：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在别人抗议“不要插队”中边解释边挤到柜台仰头看到航班号再退回队尾重新排队；使用电脑、手机时，眼睛几乎贴到屏幕，被人戏称“是看还是在闻？”最为尴尬的是寻找公厕，走到门前才分辨男女标志……
选择治疗的方法与途径，医院的专家就给出希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场“针灸治百病”的风潮，也给我带来希望。医院，医生扎针几次后，的确感觉视力提高，校正视力达到1.2。但不久就退回原始状态，再扎几次，医生悄悄告诉我（不敢公开否定“治百病”的定义），针刺的确能消除眼部神经疲劳，但多次刺激已造成神经肌肉的麻痹，不可能治愈甚至再也恢复到针刺后的最好状态。无奈中，只得放弃。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朋友热心医院的专家，哪知道他把我领进专家的诊室，里面的人已经排上队，而外面挂了这位专家号的患者更是排起长队。专家仅仅说了句“目前没有更好办法，实在不行用发大镜吧！”就没功夫再搭理了。由此奠定我再也不来“同仁”的决心，因为面对全国无数患者，你这“沧海一粟”只能被浪潮荡涤难以立身。至九十年代，虽然已经有等PRK及LASK治疗手段，医院的眼科主任在匆忙中告诉我两点：激光磨削术的效果不是绝对好，一些患者出现退化反弹；像你这样的高度近视且形成多年，术后效果不会理想。再多，他顾不上多讲，又一次让我陷入绝望。直至本世纪初，医院，眼科校正中心主任才给我开出一张兑现预期较长的“支票”：目前可以采用植入人工晶体的方法，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减去一千度近视。可是，建议你在发生白内障时再做，否则要“挨两刀”，这段时间就忍着吧！恰恰是这十几年，电脑、手机等费眼睛的现代化工具变成我工作之必须，我一面痛苦地勉强支撑着眼底黄斑病变的威胁和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接受使用电脑和手机，一方面感叹着命运对我的极度不公平！
医院的耐心和周到，让我做出的无悔选择。
年，居然有一系列的巧合，但实际存在着一切的必然。我办理了退休手续，有足够的时间应对治疗期间不能再编辑审查稿件的工作挑战；我发现医院可以用“医保”支付医疗费用；医院与最著名的“医院”居然是密切的协作关系；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需要抓紧检查……
医院，一位叫金璐的导医全程陪我，当我几次提出你还有其他来此咨询的人需要引导伴陪时，她仍坚持为我一人服务，并且我觉得并非是想留住病源也非我是多么高贵的客人。事后，我注意到，这是“民众”的制度而倍感温馨。在各科室检查眼底后，态度和蔼的蔡磊琳主任用严谨的医学术语并且还用所有患者都能听懂的通俗比喻，向我讲述了高度近视与白内障并发的现状，以及左眼玻璃体已经摇摇欲坠的脱落迹象，让我知道做手术的紧迫性。熟知法律的我，为朋友解读法律时，除了用标准规范的专业术语，往往还得“掰开揉碎”地讲解。同样，医生使用专业术语为病人诊断，对远离专业知识的患者，如能用他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不仅能搞懂自己病情知道自己需要配合的事项，更重要的是有效沟通消除就诊人员的恐惧、知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宣泄病魔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达到自己与医生的和谐统一。这些，在“三甲”医院是根本不可能的。蔡磊琳主任诊断后，我认为他绝无恐吓和引诱必须实施高额费用的手术、也无暗示手术应当在“民众”进行的语言表情，但凭借以往的经验和此次的观察，我随即就坦然表明在“民众”——这座并不高大也非公立的灰色建筑物里接受手术治疗，尽管它的成败决定对影响今后生活和工作质量。而且当我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纷纷表示完全可以为我在“同仁”或“北医三院”等知名眼科找到专家，我也不为所动了。首先，在15年前我已获知自己面临的手术方案；其次，医院，也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再次，普通的手术中，专家与一般医生只要不存在重大过失，产生的效果应当是一样的；最后，从蔡主任几次拖延手术时间皆因保证手术室消毒杀菌达到卫生标准、这种认真负责的规范操作与严谨态度，足以使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同室病友的叙述与结局，自己的感受也是如此鲜明。
6月26日清晨，随着护士揭开纱布，我的左眼终于看到清晰明亮的世界，在镜像前，用裸眼看到了0.5的刻度，我知道这是人工晶体给我带来的福音。而同室病友的口音和交谈，也让我略感诧异，我听出他来自湘西，他说是湖南会同，之所以能跋涉数千公里，医院的医生推荐的。“民众”的名声已散落在偏远的山乡；7月6日，我的右眼纱布揭开，用两只眼睛看到全新景象，来自河北邯郸的同室病友告诉我，他还要住下去，因为“民众”已经为他专门请来“北医三院”的眼科主任亲自操刀，以达到最终的治疗效果。看来，医院时，选用“民众”的冠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我这个众民之中的“沧海一粟”，术后因“底子太潮”，多次出现问题，眼压过高、球后壁毛糙等，令我惶恐。李敏主任没有嫌弃我的啰嗦，耐心解答并给予鼓励。在前后八九次的复诊时，她始终以温和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时的治疗，在我最终熬完了观察期，以痊愈结局走出她的诊室，说了一句让她感到欣慰的话：“相信不会再以治病业务的事情来见您”，她也微笑着目送我的离去。我知道，这不仅是她个人又一次成功的病例，也是“医院”众多服务对象满意离去的千百人之一……
然而，事情仍然没有结束。一日，接到电话“采访”（我所熟悉的业务,所以使用了这个词汇），“民众”医院“医保办”的名义对我进行回访，希望听到批评和指正。医院都在采用这种方法收集反馈信息，但我相信这是诚意真得走进“医保办”，金主任和小赵的话令我惊异，“民众”没有“作秀”，定期召集各科室汇总反馈意见，且事无巨细，努力堵塞各种漏洞，驱使自己的工作日臻完善，满怀信心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以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民众”不仅是一个牌匾，并且是每个员工实际行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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