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夏明，右为夏道平（）
华中科技大学黄峻岭教授是我很早就慕名的知名学者，他和何卓恩教授撰写的《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开启了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峻岭教授近期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打算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于是 我出生在这么样的一个大家族里。好几代的好多人都一起生活在很大的住宅里。临街（保安镇上的街道）开了一个杂货店，叫夏万春号。隔壁是一个布行，叫夏万丰号，是属四伯祖父的。（分了家的）。除了商业收入，还有地租收入。数量我无法说清楚。我记得十岁以前有一次分家活动。分家以前是合在一起吃饭的（四伯祖父他们除外）。前面大厅男性，包括做饭的、做蜡烛的、做染坊的这些师傅，以及店铺的伙计共有几桌；后面厅里女眷、儿童等也有几桌。分家以后就分开做饭了。至于全部财产（包括房产、地产）如何分，我年纪太小了，无从知道。
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求学，只放暑假及过年才回家，而且我小时候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祖母每天带我睡觉，管我的生活。这和妈妈生了小弟弟有关，要不然她的负担太重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爹奶疼的是长孙子，爷娘疼的是顺头儿”。我是祖母的长孙，所以受到重视。
我小时上过两年私塾，读《论语》、《孟子》。晚上，祖父还教我给父亲写信。按他的规定，信的开头，要写上“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写完了，最后还要写上“儿xx跪禀”。但是，后来我们都不按这个格式写了。我认识了不少字以后，父亲从邮局为我订儿童读物。刊物名称叫《儿童世界》，里面有很多故事，后来，又订了一份叫《小朋友》。这对培养我的阅读兴趣，起了很大作用，也开阔了我的眼界。
记得有一次牙疼，我怕去看牙医，父亲写信回劝我，还画了一个小孩的面孔，当中的牙缺了，很难看。有一年放暑假，父亲回家后，一个人在房里读英文。我找到他以后，他就边读边翻译给我听，等于是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好象是说一个打鱼的人，打上来一个小瓶子，把瓶盖子打开，跑出了一个妖怪……
后来，保安镇有了新制的小学，年我进了下街商会办的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插班。
我的祖父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去世的。他活了四十八岁，大概是害了肺结核病。那时这是不治之症。不久，二祖父、二祖母、四祖父也相继去世，很可以都是肺病。
只有大伯祖父比较长寿，活到七十多岁。但他没有子女。
大伯父是二祖父的长子。据说他的祖父叫夏怡廷，所以小名叫怡孙。在我的印象中，大伯父是我们这个家族中很重要的一员。
祖父那一代人相继去世，虽然分了家，仍然需要有人关心这个大家族的事情。特别是日本鬼子要来了，我们要逃难，往那里逃，怎么逃，要人出主意，要商量，要组织具体安排。大伯父无疑起了主心骨的作用，他也主动挑起了这付担子。我当时年幼，也不懂，后来回想，真应该感谢大伯父。那时我的祖父已去世，父亲也去了四川，只有祖母、母亲和三个幼童，怎么去逃难呢？是大伯父安排我们去了梁子湖一带一个叫月山的地方（那里是大伯父的外婆家的村子），租了房子，才安顿下来。还有我祖父的丧事，也是大伯父主持操办的。他派人送信到武汉大学，让我父亲回来奔丧。待父亲到家，大伯父把挽联和祭文都写好了。祭文是按父亲的意思口吻代写的。记得读祭文的时候，读到悲痛处，跪在灵前的父亲放声大哭。
大伯父是很有学问的人，当过私塾老师。老一代人去世后，他就接手杂货店的生意，当老板了。起码，在保安镇，很多人都尊敬他。经常有人请他写对联，包括喜联、寿联、挽联等等。他的诗文都写得好，各种字体行书、草书、隶书都写得好。
珞珈山一年
年父亲在武汉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我们这一个小家庭，包括祖母、我弟兄三个共六口人团聚了。从保安镇搬到珞珈山，当时的第二区宿舍。我当年十岁、宏伦七岁、宏光四岁，我上了武大附小的四年级、宏伦上一年级。仅仅一年以后，武大要往四川乐山迁校，父亲无法带这一大家子，只好把我们又送回保安镇。这一年的生活过得当然幸福、平静，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记忆的。暑假期间，好象父亲还参加学校招生的阅卷工作，口袋里还装几颗糖回来给我们吃。有时父亲要进城（指武昌城），估计快回来了，我和弟弟还到汽车站等车，接他回家。这一年中，大伯父也来住了几天，父亲陪他去看病，检查出有了肺结核。
我的班主任端木老师住在我们家不远，有一次父亲发现我写作文时抄袭了别的书上的一小段，批评我不应该这么做，要写自己的话，还为这件事去走访过端木先生。也有在外面我把别家的小朋友撩哭了，别家的人上门来告状，父亲也批评过我。
母亲坐船坐车都要头晕，所以我们很少一起到什么地方去玩。
有一次晚上好几处地方都放鞭，我问父亲怎么回事，他说是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脱了险回到南京了，我不懂，也没多问。
父亲的几个好友（珞珈山时期）
毕长林：我上他哪里去过，当时住在珞珈的半山腰上，是教授住的别墅，一栋栋小洋楼。圻春人，是物理系教师。他的儿子后来也当了物理系教授。他的女儿分别叫做毕达、毕立。毕长林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
杨鸿年：江浙一带的人。据他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是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他曾回忆，抗战时，有次父亲因公返回重庆，曾穿军装找过他，洋洋自得的说，他现在是上校军衔。解放前两三年，我有时还去看他，他有肺结核病，吃生大蒜杀菌。还自己在住宅旁种点蔬菜。他的夫人做点街道居民的工作。解放以后才评为正教授。已故。
李俊：湖南人？当时任武大附中的教师，或是主任。我父亲的姨表弟，名叫刘应昭的，在武大附中上学。他带我去见过一次李俊。不知是那一次是什么节，李俊送我一本小字典。据杨鸿年说，解放后，李俊在湖南某个大学任教。他们通信不多，但杨、李、我父亲三个说要比一比看谁能活得更长。
艰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那几年，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一日三餐，我们经常只吃两餐，而且多吃玉米糊之类的杂粮，因为大米比杂粮要贵（跟现在不同）。开始，父亲还写信回，说途中遭遇空袭，险些被炸死了。后来邮路不通，一直没有音信。
在大伯父主持下，有可能变卖了一些家产，如地产、房产。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另一个经济来源，是祖母和母亲变卖了一些金银手饰、玉器、还包括一些衣物、家具等杂物。记得有一个老婆子，跑东家走西家的人，时不时到我们家里来，母亲便和四祖母（她也经常变卖东西）跟这位老婆子商量沟通，问她哪些东西有没有人想要，请她从中转手卖出去。再者，父亲的姨表弟刘应昭家在汉口跟人合伙开布店做生意。刘应昭的母亲，跟我的祖母是亲姊妹。有时候，祖母就让我写信给他们家借点钱。甚至有时还在大伯父的铺门口摆过小摊子，卖点小东西。
前面说到大伯父的地方，是他主持我们家到月山那地方去逃难，其实，后来又转移到一个叫谈家细屋的村子去了。为什么要转地方，现在说不清楚了。好像也是有什么远亲在那里。
保安镇是通公路的，有长途汽车站，水路由保安湖通梁子湖也通航，不是偏僻之地，所以日本部队占领了保安镇还有驻兵，我们家后院的怡楼（两层）和隔壁龚家的大楼（四五层）就被占驻。
日军占领后，组织了为他们服务的“维持会”伪政权，有了当翻译的汉奸，商店开始做生意，逃难的人慢慢地回家了。回家后，我们发现藏在楼上很多东西，只要值点钱的物品都没有了。显然是房子里没有人留守的时候，被洗劫了，也许不只一次两次。四祖母的女儿夏仲平，我们叫她九姥子（九姑），多年积攒的嫁妆，几大口箱子的衣料等物件，全部偷走或抢走了，多么寒心啊！有一口箱子装的是我父亲收集的武大校刊(季刊)，每一本都很大，很重。这类东西别人拿去认为不值钱，所以散乱地丢在地上没人要。我从这里面翻出了父亲读武大本科时的成绩单，每学期一张共十二张。我记得很清楚，那上面记载的，证明他先读了两年中文系，然后又读了四年经济系。可惜这些资料没有保存下来。
解放前的那几年
抗争胜利后，父亲到南京，在国民政府经济部内任经济计划委员会秘书。我们三兄弟都在武昌上中学，妹妹在家上小学。保安镇家里还有祖母和母亲。生活当然靠父亲的薪水供养。那几年通货膨胀越来越凶，物价飞涨。手里有了钱如果不买米，第二天就买不了那么多了，甚至上午下午时价都不同，我们在武昌上学，每个月收到父亲的钱，要马上去交伙食费。
我和父亲通信时，曾建议他能不能还是回到武大来工作，家里可以团聚多好啊！记得他说的是公教人员的待遇要维持一大家子的消费很不容易，这是实情。
另外，我写了一些对国民政府不满的牢骚，他倒是说了一通道理。大意是“好人政府”的意思。他说有些人做官不做好事，贪污腐败，那么好人就更应该出来做官，他说胡适就主张好人政治。这就是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吧。
有一次我请他帮我订一份《中学生》杂志，他回信说这个刊物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没给我订。虽然我自己也没看出《中学生》哪些地方是有色眼镜，也就不去想了。至于胡适的观点，好像也有点道理，没去多想。
至于年他去台湾，跟祖母、母亲以及大伯父这些人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从我自己来说，这是上一辈人的事，我无法过问，也不知道要过问。他不相信共产党这是清楚的。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共产党，由于反共宣传，至少，在保安镇和我们家族差不多的人都是如此。从他在国民政府做事，从他崇拜胡适这些来看，他到台湾去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当时，到武汉还有长途汽车，他是在保安镇搭汽车离开家的。据后来有人说，他在汉口一个亲戚家借了一点旅费就走了，取道上海还是广州，当时不清楚。后来年在香港与父亲见面，我曾当面问过这件事，他说：当时他准备回武大教书，但武大准备聘他做副教授，他有点不满意；再加上碰到表弟刘应昭，说起他曾在南京政府干过事，共产党不会放过他，有点害怕。就找应昭表弟借了点钱，想在广州找点事，躲一躲，看一看再说，哪知形势恶化，就随几个朋友登船赴台了。
从那以后，一直到年没有通信，也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
解放后，我们参加革命，对家庭情况，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又去了台湾，我们一直都如实禀报，也没有什么隐瞒的。但有了海外关系，肯定是受到影响。
我们兄妹四人，工作都很积极的，政治上都是要求进步的。但在政治运动中，仍不免多次要受到审查。我曾下放到京山县农村生产队劳动，种田放牛，又在学校农场劳动多次。
二弟宏伦也曾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改造。妹妹晦鸣曾派到麻城县最远的山区农村当教师。三弟宏光在大冶县农业银行工作，年终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由于买了一台收音机，调台时，不小心收了“美国之音”，被同寝室的人告密，被批为偷听敌台，是配合台湾反攻大陆，收音机被没收。文化革命开始后，被批斗，劳改，还划为右派。文革后平反时，还说他是大冶县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原来这个右派叫内部掌握，没有宣布过，连本人都不知道的。
文革期间，省直文艺单位的造反派勒令我母亲遣返原籍，二弟宏伦只好把母亲送回保安镇跟四姨妈处暂住。（宏伦当时在省戏曲工作室任职，属省文化局二级单位）评反以后，才回武汉居住。
比起文化大革命那些高级干部所受迫害，这些都微不足道了。但家庭出身，再加上海外关系，这都是无法避免的。
母亲朱启保
我母亲生于年5月，大我父亲一岁，父亲的出生年月应当是年5月（现在误记为年，不知何故），这是妹妹晦鸣从母亲那里得知的，应该是真实准确的。母亲去世是年7月，这些我妹妹记得很清楚。
母亲也是保安镇人，舅舅家里原来也开了大商店，叫做朱春阳号。母亲文化不高，识字不多，不会写信，包了小脚，后来又放松了，叫半大脚（我们祖母那一辈都是很小的脚）。
那个时代都是十八九岁结婚，婚后，母亲侍奉公婆，抚育子女，是很辛劳的。父亲从私塾转入新制学校，就要长年离别，特别是抗战八年，和年后的永别，简直是象守活寡一样的内心痛苦，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从年到年这三十年，慢慢地对父亲的牵挂，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逐渐淡化了一些，也可能是绝望了。谁知是死是活？
但，年，突然接到从台湾来信，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就叫他回来呀！”她喊出了这一句话。我耐心地解释：一下子不可能回来，要等。可是她等那么久了。她的眼瞎了，她有严重的白内障，医生认为她年龄大，有高血压，不敢为她动手术。接着，她神经有些失常了。身体每况愈下，支撑不了了。我想本来等了二十年，逐渐平静了，突然受到一个不能接受的刺激，精神上崩溃了，任何安慰的话都不管用了。
这是社会是时代历史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悲剧。
第一次收到台湾来信，应是年初。那一年是叶剑英发表了一次讲话。
这信是托大冶的同乡辗转从香港带回大陆的。
住在武昌的孔荫棠（又叫孔惠）先生让他的儿子找到我，约我到他家相会，随信还附有一张汇款单（外汇-美元）。孔先生是原住保安镇上街的同乡。
我的第一封回信，则是请四叔转给他当时在香港的舅兄刘再予再设法带去台湾的。
当时还没有正式通邮，所以通信很麻烦。有时一封信对方要一个月多才能收到，甚至更慢，或会丢失。
例如年8月14日他的信中说：最近接到宏琛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来信，……那就说明五月底的信他八月初才收到。他写的这封信的右上角还写有：“荫棠兄：屡次麻烦你，谢谢！这封信再请你转交。拜托了。震英敬托。
这就说明我们开始通信的情况。
当时信中所写主要是介绍基本生活情况，双方写得都不太长。慢慢才写得较细，通邮以后，写得就长些，想到什么都随便写了。
（年1月12日寄回武汉的信，只七天就收到了）
父亲的信，充分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以及读到我们的信件后的欣慰和喜悦之情。
上述年8月14日的信，是他初知家中情况后写的：“……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得不错，我很惊喜。妈妈双目不明头晕等毛病，特别叫我想念。她一生辛苦，晚年有你们兄、弟、妹、婿、媳、孙子、孙女常在一块，总算享有天伦之乐。她一生无甚嗜好，只喜欢喝茶。我寄回那一点钱，请你们为她经常买点好茶叶请她喝。好好安静过日子，不要多烦心。”
可见他最思念和关怀的是妈妈的身体。此信还提到“宏光是否每年能来武昌看看妈妈。”因为只有宏光一家不住在武昌，是在大冶县城。
随后，在同年十一月七日的信中又说：“妈妈的眼疾白内障，能否动手术，要听医生的意见，如能重见光明，那是再好不过了。她晚年有你们兄妹和孙辈都在身边，这份天伦之福，是很难得的。你们可常以此语安慰她。希望她能够比较愉快地过晚年生活！”“老年瞎眼，越想越难过”。（.2.12信）
年7月8日他的信中说：“妈妈的情况怎样呢？看她的照片和你们的报道，她比我衰老多了。”
谁知这一年的这一月正是她离世的日子。
他对老年体弱多病，又双目失明的母亲特别的思念和感到歉疚是深切和自然的；此外，对子女和孙辈每个人都深怀亲子之情的爱护和挂念。他好像发觉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对每个人都赞美和鼓励。
他在给我们兄妹的信中说：“……收到宏琛及明孙来信，还有明孙的照片一张。明的照片，我爱不释手。”而且，他还另给夏明回信说：“明明，我把你的名字重叠起来叫，你觉不觉得更有亲切感？你的照片真棒。你这个人想更棒。我真想紧紧地抱着你，我好想啊！”又比如，对夏芳，他也在信中夸奖她：“从你的文字和文字间传达的事实，我看出你是多才多艺，而且敬业，具有上进心。”他说最爱读夏芳的信，写得很幽默，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了。所以，他对我也就多次提到，夏芳好久没有来信了，可见他巴不得夏芳多多给他写信。但是，他又很谅解。在给肖青云（我夫人）的信中（.12.10）说：“夏芳和我一直不断在通信，但也要间隔一些时她才写。她实在是忙，要写论文，要打工，也要玩玩。”他这个做爷爷的就是这么设身处地的替年轻人着想，宁可自己耐心等待。有趣的是，他还真的在信中对夏芳说：“搬家是件麻烦事，……当然要花掉许多时间。迟迟没有给我写信，我不会怪你。何况，‘等待’不一定是件苦事。”不是苦事，难道是乐事吗？可是没有解释，没有发挥，只好由我们去想了。
我是每次收到父亲的信，两三天之内一定写回信，而且确实是有话要说，有事可写，自自然然写得很顺畅。从这十多年的通信中，我得益良多。我也盼望时时能读到他的来信。但是有时知道他是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写回信，有时明显地写得简短潦草，就劝他不必每信必回。特别是两代人大家都写信或者轮流写信，他一个人来回信，怎么对付得了。但是他的回答是：“我以接到你们的来信为乐，也以给你们写回信为乐。不同的话题，有不同的乐趣”。说“与儿女婿媳孙子们写信，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又说“我给每个人分别回信，固然不省事，但可象是在对话。因为每个人谈的话题不一样”。
杜甫的诗句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么，被内战阻碍了二十年的海峡两岸，这样的家书该抵得上多少金呢？那么，父亲所说的最近几年，我最快乐的是接到家书。所以我给夏芳写信时，经常提到莫忘记给爸爸妈妈写信。（又在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了）。
还有，他说：“我每次给你们写信，心中就想到家中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妈妈，你们的配偶，你们的子女。这是人的天性，对于自己的亲属特别关爱。人类社会以及社会文明的持续，大都有赖于此。”这算是作了总结。
年香港小聚
年香港聚会夏氏全家合影，第一排中为夏道平
年夏芳还在德国留学，她当时的丈夫陈宁，有个舅舅在香港，夏芳和陈宁想先到香港玩几天，然后再回国。于是陈宁出了个主意，想撮合我和父亲分别从武汉，台北到香港，大家见面一次。于是就有了年9月初的一次小聚。
从大陆到香港，当时是有限制的。就是从台北到香港的往来机票，也因供不应求，要提早两个月预定。后来，陈宁的舅舅为我办了赴港旅游的手续。而有了去港探亲的证明以后，夏宏伦、夏晦鸣、夏明三人也办了赴港的手续，最后肖青云也得到别人的帮助，办了赴港会见女儿的手续。这样，我们共五个人从大陆到了香港。在约定的日期，父亲也到了香港。陪同他的主要是陈宏正，还有殷海光的夫人。
陈宁的舅舅舅婆请我们以上所有这些人聚了餐，此外还到海洋公园等地游玩，看海豚表演等。
骤然见面真不知叫人从何谈起。父亲当然对我说，这么多年你们受苦了啊！我避开话题，回答说，不过有失也有得吧。好在也都过去了。这也是我的真实意思。这么多年耽误了我最美好的年华，但也的确对社会基层有了了解。对农村农民有了些了解。父亲还说到他没有很好尽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我说那是历史原因、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我们不会怪你，而且现在不是都很好吗？细节问题也记得不太清楚了。
事隔多年了，记起来总的情绪是兴奋的欢快的。在海洋公园内，太阳有点晒人，好像是晦鸣妹妹用块白手卷让父亲当帽子，他不习惯，摘下来了，后来夏芳买来一把小花伞他很高兴。这个小镜头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拍了一些照片，夏芳拿走了。看看照片，可能还记起一些细节。
正如父亲后来在信中所说的（年9月19日）：“去年我们在香港短期相会，我是存心要让大家欢聚，你们也都作如是想。所以我们都没有象一般人会亲时那些激动哀伤的场面，所以至今我们对去年的聚会，都是欢乐的纪念。”
这次聚会前，他的身体还较好。知道我有时到广西南宁去上课，就想到我有无可能到广州去上课，如有可能，他到有可能去广州和我见一面。动了这个念头，告诉夏芳后，夏芳和陈宁才想到了香港和她的舅舅和这个在香港的会见。可见最初还是父亲发起的。他想会见自己的亲人，又觉得回湖北回武昌，恐怕受不了，身体受不了，旅途劳顿受不了，情绪的波动也受不了。而到广州则比较现实稳妥。后来相会在香港就再理想不过了。
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虽然短短三天，还是打乱了他的生活规律，起码比原来的日常生活要劳累些，兴奋也集中了一些，过度了一些。一个月后，年10月9日来信说：
琛儿，青云媳：
九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这次香港相聚，我确是很兴奋。三天时间真太短，临别时，有一阵心酸。回台后，头几天只觉得疲倦，没有什么其他病象，到了15日心脏病发（轻微度）医院，早已出院好了，我会注意，我们各自保重，勿念。
夏芳回德后，我们通过三次电话也接到她来信两封。
兹寄来照片三张，请□□分别转寄（注：方框内有两字辨认不清）
此信草率，再谈。
爸：10／
以上是这封信全文。
我是根据这封信和以后他发病的频率来分析，这次香港相聚对他的健康多少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此前或此后当有人希望他能真回家一趟或者我们可否到台湾去看望他（柴松林先生就有过这一建议）时，他都不太积极。晦鸣和余家林去台一次，那是很成功的。他考虑到很多实际困难，比如，在台北都按规定要本人或亲属去办理手续，路很远，要人跑路，又无人可托，那一次台北的妈妈亲自跑了几趟，很累的。再则，父亲又是一个极不愿去随便打扰别人，为生活上的事去请托别人的。
他的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凡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把它当作问题。”
年1月的一次信中又对我说：
“……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已在宁静喜乐的心情中过日常生活，怕的是外来干扰。俗世的价值观，我们已消除了，这又难得你们了解。”
这已是一个基督信仰者晚年的哲学语言了。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的好友詹绍启及夫人同我们见过一面。他们都是大冶人，租了一辆车到家乡去寻旧，环境都变了，找不着地方。问了一些人，也问不出结果。詹的夫人是读武大中文系的，她见到我们很兴奋。说是夏道平的儿子我倒要见见。然后说的一句话是，你爸爸这个人呀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知道她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我答着回答她，这些话从小他就读熟了的。当然，父亲不仅读熟了，而且是他终身做人的道德。比如，抗战时期穿军装做私是可赚大钱的，特别是大军官，父亲就很鄙视（是不是大伯父说的，我记不清了）；又如，夏宏光在银行部门工作，四十年来，天天与钱打交道，没有一笔账是经不起检查的。他大加赞赏说：钱与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宏光这种对诱惑的抗拒力，真难得！
年9月20日的来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我是个不善于储蓄的人。教了一大辈子书，虽不至于象抗战时期那么穷得“教授、叫瘦”，但拿定额薪水的人，即在经济繁荣期也是无法靠储蓄来买住宅的，除非不务正业，赚外快。这是爸爸所不为的。所以我有三十年左右是住在朋友王家。现在住的房子，是“牵手”的产业。日常家庭的生活费用是我们二人合担。各人自己的花费由各人自己支付。我自去年生病以后，只作半天工作，不久恐怕要全天休息了。我想，如果我还可活三两年，当不至于愁钱用。我这一生，没有负起家庭责任。想起来总难过。三十多年的忧心，后来竟出意外地知道你们兄弟妹乃至长一辈的人还生活过得去，而你们都有不坏的工作，这又是晚年的快心事。
余家林和晦鸣从台北回家，带回了一张旧的债券。那是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上面填写的是夏宏琛的名字，实际上是父亲那时用节约下来的钱，无法寄回，就用这个办法储存下来。数额相当高，但后来时过境迁，错过了兑换期，只能保存下来当作纪念品了。从这个具体事实来看，说明是时局社会等原因使他无法直接承担家庭经济责任，但还是设法在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虽然他是研究经济理论的人，但对具体的经济活动却忽略了。用现在的说法叫做不会理财。
杜星符先生
摘自年8月19日给宏琛、青云的信。
我读线装书时代的老师杜星符先生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他在我家教书时，我家后院的楼叫“怡楼”，因为我的祖父名怡庭，故名。楼中的藏书，一半是我祖父买的，一半是杜师介绍给买的。后来经抗战之乱，我回家时，都没见了，还有许多的字画也完了。我也懒得究问，反正事已过去了，无法挽救。现在想起来，有点难过。
我之出来考新式学校，也是受杜师一再鼓励。因为我的长辈都不大主张读洋堂的。没有杜师，我这一生不是这样。是更好或更坏，固然难说，总而言之，不是这样。杜星符先生，我总记得他。
附记：⒈“怡楼”，年被水灾冲垮，已不存在了。
⒉关于老一辈的守旧思想。
我们祖上这些老辈都是十九世纪清皇期统治下的人。如果读书，就准备去应科举考试。年推翻了皇帝，这条路走不通了。理所当然地想不通，所以接受事物也就有抵触。
我记得大伯祖父那位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还对着孙中山的遗像骂他是“污（wu)脸子”。因为黑白照片上脸部是有阴影的，而传统的画像（如皇帝的画像）是不会有影子的。连黑白照片他都接受不了。
从无人际恩仇念老病方惭亏负多
父亲在病中写信到：……不敢用脑筋的时候，睡也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写毛笔字消遣。我最近想到两句述怀的诗句，我经常写它以自况。那两句就是：
从无人际恩仇怨，
老病方惭亏负多。
唉，就想到这么多。现在我们也老了，也常念叨这两句诗。
夏宏琛
.5.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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