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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马进教授的眼底世界,医生的匠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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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界,素有“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因为眼科疾病的治疗,时常希求在人体最脆弱的方寸空间里,施以极精准的手术,这对于医生的判断能力和动手能力都有着严苛的要求,而眼科对于医疗科技的进展又极为敏感,又需要医生有极强的持续学习能力。

“现在往往最优秀的医学生,会选择进眼科。”国内眼底病学领域的权威、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底病中心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马进教授如是说。

但在马进上学的八十年代,眼科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心血管外科、神经外科等热门领域是许多人的首选。要求严苛而又“前途未卜”的眼科让不少学子望而却步。

马进现在更愿意用“匠”这个词来形容他眼科从医的体悟。“大多数人的先天优势都差不多,因此,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单单是医生,很多行业也是如此。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进入全新的境界,在这点上,医生的这个‘匠’更重要的是动脑,而不只是动手。”

眼科“新人”的游弋和彷徨

马进喜欢用“开天眼”这个语汇来形容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顿悟。他的第一次“开眼”是在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选择方向的时候。

“初入眼科,更多是凭着勤奋和不服输的竞争心态。但对于眼底病领域,当时还是一片模糊,在本科读临床医学的时候接触得不多。”马进说。

九十年代,国内眼科发展最成熟的是治疗白内障和青光眼方向,医学界对眼底的认知还停留在机理探索和治疗尝试阶段,眼底手术的失败率很高,治疗效果也难如人意。

“因为眼底实在太复杂了,就连一些视网膜脱离的高发职业人群,例如某些特殊项目的运动员等,即使他们去找最有经验的医生做眼底手术,也往往无济于事,最终失去视力。”马进回忆说。

导师看到了这个眼科“新人”的游弋和彷徨。他决定和这个年轻人好好地谈一次。也正是这一次谈话给马进“开了天眼”,几乎奠定了他此后职业道路发展的方向。

“眼底手术的爆发性发展一定在玻璃体手术上。”导师告诉马进。

马进不再纠结于能否去往最热门的专业,而是把视野放远,选择了当时相对“冷门”的视网膜病所属的眼底方向,开始探索眼底学科里更广阔的未知领域。而随着对眼底病的逐渐深入,他也越来越认同导师当时的判断——相比那些难有突破性进展的成熟领域,要进就进“窄门”。

眼底领域的窄门

眼底病领域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眼部疾病,常常是机体复杂因素作用下,反映在眼部的一种表征。

“比如说肾病、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全身性疾病,在全身器官出现异常的同时,还会在眼底征像上首先表现出来。”马进说。

此外,与眼表疾病不同的是,眼底病的发病部位较为隐藏,而且存在血视网膜屏障的阻隔,一般用药难以渗透,这也决定了在治疗技术上的复杂性。

“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对众多难治性眼底病还没有好的方法治疗,手术的致盲率较高。”马进说。

以较为人熟知的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为例,与其他眼病不同的是,它是一种不可逆的变性性疾病,而且也是眼科疾病中致盲率最高的。

除了治疗手段的局限,困难还体现在罹患眼底疾病的患者自身的态度上。马进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个特别的病患,患者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先生,双眼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其中一只眼已经完全致盲,另一只眼也已经到了失明边缘,只能感知到白天黑夜和影子的晃动。

老先生嗜好吸烟,自从一只眼睛看不到东西之后,家里人对于他吸烟也不太说什么。他女儿表示如果吸烟能让他心情淡定下来,“吸就吸吧”。但老先生对于子女放任他抽烟,心态却相当起伏,“他们现在都不管我了,以前我吸烟,他们每天都会骂的。”医院看病也都会自言自语,“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只是闲着没事来看看它变了没有。”即便在开始用药后,老先生也依然悲观,自认“我这个病,治了也是白治。”

新机遇

上世纪末,微创手术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心血管、胃肠道等治疗领域,且在眼底病领域开始崭露头角,马进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寻思着把微创技术在眼底黄斑手术上的应用进行推广。

眼底的手术非常精细,组织间的分辨较为困难,因此常常会借助一些染料工具进行标记染色,提高手术的分辨率,并成为复杂眼底手术的重要辅助工具。当时在日本访问学习的他,见识了玻璃体手术中利用药物曲安奈德(TA)来标记玻璃体的操作过程,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标记方式,相较于其他的染色标记物,曲安奈德对眼底视网膜的毒副作用更小,是一种新型的眼底组织标记方式,可以作为眼底手术中玻璃体的切割标记。“但这个染色手术的优点是标记‘染色’的效果满意,是黄斑内界膜手术的重要辅助手段,且不具有组织毒性,缺点就是操作起来不易掌控,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手术辅助效果。”马进说。

实际操作曲安奈德的内界膜标记需要一些经验,而与微创手术的联合应用,两种新观点和技术的结合,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大胆创新性,客观上降低了内界膜手术的难度,给整个手术行业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别人没有做过尝试的,我们去尝试。”马进认为在合理的手术设计和术前准备的前提下,有些有价值的尝试,其贡献是显著的。因为一旦尝试成功,就会为后面的发展打开一条路。

年,马进和他的团队将“微创玻璃体联合曲安奈德染色”的文章发表到国外,这项眼底手术的技术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除了手术实操层面的技术革新,对于眼底病内科学的深入研究也是眼底治疗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在克林顿时代制定了一项重点应对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科研计划。这项计划耗资巨大,尽管当时并没有产出十分直接的收益,但却为眼底病学的医疗科技进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后来的研究发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疾病长的血管是新生血管,这个血管跟VEGF密切相关,所以有一种学说认为如果把VEGF去掉,这个病就被阻断了。现在临床上被普遍采用的抗VEGF眼内注射方法,就是运用了这一机制。”马进说。

那位自认“无药可医”的九十岁老人,当初就是在马进的建议下,重新对眼底进行了检查,发现老先生所剩的一只眼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一部分是疤痕,而另有一部分则是出血,黄斑水肿得厉害,新生血管非常厚。“他的这个情况刚好适合抗VEGF注射,如果新生血管得到抑制,并且能有效吸收一部分液体的渗出,退掉水肿,那么他的视力就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好转。”

打完针后第二天,老先生拆开纱布一看,光感还有。第三天,他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影子,一个月后复查,老先生已经能看到手指头在眼前的晃动。

这是在众多同类病人中,采用抗VEGF疗法在国内进行的难治性典型病例之一。

当时,抗VEGF药物尚未进入医保,需要病人自主负担,一针的费用近万元。“这位老先生的第一针是他子女负担的,能见光后他非常高兴,又自费承担了后续的五针治疗,钱也不要子女出了。意外的收获促使他把烟也给戒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得好了,也不再破罐子破摔了。”马进回忆。

通路

学科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我国的眼底疾病预防和治疗尚存在着巨大未被满足的就医需求。

“在眼底疾病中,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个局部的眼病,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一个跟全身密切相关的疾病。”马进说。截至年,我国糖尿病患者约1.1亿人,按此推算,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约万人。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年糖尿病将成为致盲的首要原因。

马进表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不一样,治疗手段也各种各样,比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要来得更复杂一点,有激光、打针、手术,也有用药,但更关键的是要早发现。”

但据国家卫计委公开资料显示,多数糖尿病患者未接受规范的眼科诊疗。50%以上糖尿病患者未被告知应定期进行眼底检查,近70%的糖尿病患者未接受规范的眼科治疗,约90%具有激光治疗指征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未进行治疗。

“从现在来看,87%的糖尿病患者就诊于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而事实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基本诊疗措施和适宜技术,大多在三级医疗机构才具备。”马进说。

包括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内的眼底疾病患者遍及全国各地,但在眼底治疗的新技术推广方面,内陆地区的医疗资源和沿海地区仍存差距。年,中国医师协会在诺华制药(中国)的支持下,启动了光明基金项目,又称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生星火计划,旨在弥合地域差距,推动眼底病领域的医疗资源在国内有更合理的分配,帮助基层医生提高眼底病诊疗水平。

作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底病中心的教授,马进受聘担任了该项目的导师,把他在眼底病领域的经验与不断创新带到更广阔的领域。

截至目前,光明基金项目共培养了覆盖全国30个省的余名基层眼科医生,项目汇聚医院的顶级权威专家,以贴身带教的方式,向学习资源医院医生传授最新的医技,以惠及更多偏远地区的眼底病患者。

四川达州的基层医生陈梅,在年获选参加光明基金项目,成为了马进的学员。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马进教授除了极为严谨的从医态度和操作规范之外,对于具体的病例和病人,常有极富创见的理解和治疗手段。

“记得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位五岁的孩子得了Rb(视网膜母细胞瘤),一只眼睛已经摘除,全身化疗十多次。马进教授接收后,先为小男孩做了玻切、通过局部剥离、灌注,术后又把肿瘤进行了切除,并通过电凝光凝,通过切口打化疗药物。这种处理方式,在不出现复发或转移的前提下,可以让孩子保住眼球,并且保留一定的视力。”

光明基金项目年的学员,来自甘肃的梁丽直言,“马进教授采取的一些手术方式,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级诊疗服务技术方案》,明确建立早期筛查、诊断、治疗与转诊的健康管理模式,以期降低致盲率;同年,雷珠单抗等抗VEGF药物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乙类品录,并在全国各地乃至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迅速落地践行,给众多眼底疾病患者带来实际利好。

马进回忆起三十年的从医生涯,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创新,“眼底病的历史转变过程给予我们的提示是创新非常重要,一切意想不到的都是来源于创新。所谓意想不到是因为以前的方法根本没法治,现在竟然有人治,如果还走原来的路,一定没有用,所以必须创新。”

至今,他仍然保持着在一线操刀的状态,有时一天要连续做近二十台手术。有时头上戴着颇似矿工作业的手术镜,在手术台上连续奋战同类的数台手术,一低头就是好几个小时,做完手术后,马进才意识到脖子抬不起来了,没有“铁打”的身板和毅力,很难坚持这么多年。

这种“匠人”的姿态,让他在眼底的方寸空间里自由驰骋,通往更广阔的道路。

部分资料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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